□ 講述：邯鄲市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檢察官助理 張靜靜
整理：河北法制報記者 李勝男
重罪檢察責任重大，主要負責刑事案件的辦理，關乎人民群眾切身利益。因此，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，精益求精，是檢察人不變的堅守，更是檢察機關懲罰犯罪、維護公平正義的不二法寶。我曾經參與辦理過一起重罪案件，直到現在仍記憶猶新。
2007年一個隆冬的深夜，一名渾身是血的女子趴在城外的橋邊，不治身亡。2021年，公安機關清查積案，在留存的被害人皮膚組織中發現了嫌疑人王某的DNA，由此該案告破。偵查終結后，公安機關將案件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。
打開卷宗，鑒定意見證明，在被害人手上提取到了嫌疑人的DNA；尸檢報告證明，被害人是被銳器捅死的；證人證言證明了案發后的現場情況。接著往下看，卷宗中有這樣一段訊問記錄：“我當時想搶點錢花，看到一個女的自己在街上走，手里拿著手機，我就跟著她一路走到了城外的橋邊，掏出刀嚇唬她逼她把手機給我，她不但不給還把我抓傷了，我一生氣就捅了她兩刀，然后我就跑了。”看到這里，我發現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能夠互相印證，證據鏈基本完整。
繼續梳理卷宗，我們發現，嫌疑人的四次供述中，只有一次是完整的有罪供述，其余幾次，要么含糊不清，要么避而不談。為什么會這樣呢？這中間難道有什么不為人知的隱情？
帶著疑問，我們提審了嫌疑人王某。當我們問到關于案件事實部分時，他說“我是被逼的”。職業敏感性告訴我們，必須把王某的辯解問清、問透、問細。“誰？什么時間？在哪兒對你刑訊逼供？刑訊逼供了幾次？刑訊逼供的情況你都給誰說過、反映過？你辨認的現場真不真實？訊問筆錄上的字是不是你簽的？”面對這一系列問題，王某含含糊糊答不上來，就只是一直堅稱遭到了“刑訊逼供”，卻沒有給我們提供任何有價值的線索。
為了核準王某的供述是否確實，也出于對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正當訴訟權利的保障，我們分析研判后決定，應當下功夫去做的，就是核實嫌疑人供述的證據收集過程是不是合法。
我們調取了王某出入看守所的羈押記錄——羈押過程合法；體檢記錄——進出看守所身體狀況正常；辦案民警出具了說明——沒有刑訊逼供；一幀一幀地觀看訊問同步錄音錄像，王某在供述中神情自然、語言連續，時而沉思、時而用手比劃、時而解釋、時而反問，能準確地說出案發地點的特征、完整的犯罪過程，以及一些別人不可能知道的小細節�？赐赇浵�，我們一致認為，王某極有可能撒謊了，他其實并沒有受到刑訊逼供。
我們決定重新審查卷宗。畢竟，說到底，現有的證明取證合法性的證據，在一定意義上會被嫌疑人認為是“自證清白”，難以讓他心服口服。另一方面，被害人家屬等了十幾年，案子好不容易破了，萬一開庭時被告人依然不認罪，很可能引發一系列矛盾。我們仔細審查，看是不是還能找到其他線索呢？
突然，一句話引起了我們的注意，“我在縣看守所的時候跟同監號的人說過我被刑訊逼供過”。確實，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，王某在縣看守所隔離羈押過幾天。要想在有限的審查起訴期限內，找到那些當時跟他同監號的人，并一一核實，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。因為他們當中，有人被轉所，有人被取保，還有人已經被釋放，分散在多處，但追求公正的使命和挖掘真相的決心，使我們果斷行動。
廣平、魏縣、市第一看守所，我們詢問了一個又一個曾跟王某同監號的人，都沒有收獲。直到最后一個，轉機出現了。這位“特別的證人”李某告訴我們，王某沒跟他說過刑訊逼供的事兒，但跟他說過另外一件事情。無巧不成書，倆人在看守所一起聊天的過程中，王某得知李某就住在當年案發現場的那個橋旁邊，正好知道當年橋邊有人被捅死的事情，他就得意洋洋地跟李某說，自己就是因為這事兒才被抓進來的，還說都過去十幾年了，現在才被發現。聽到這里，我們十分驚訝，本來是核實王某有沒有受到刑訊逼供，沒想到還能有意外收獲。這下，不光王某的謊言徹底被拆穿，反而多了一個證明王某犯罪事實的有力證人。
檢察機關決定以搶劫罪對王某提起公訴。案件移送到法院之后，審判人員對我們提交的證明證據合法性的材料，認為幾乎是完美的。開庭的時候，被告人仍然表示受到了刑訊逼供，但是辯護人卻不申請排除非法證據，這說明，辯護人對我們提交的證據也是認可的。當我們出示了體檢記錄、訊問筆錄、同步錄音錄像，偵查人員也出庭作證之后，被告人仍然表示受到了刑訊逼供，表示不認罪。但是，當我們宣讀了這份他的同監室人員的證言之后，被告人的態度開始慢慢轉變，最后表示自己確實說謊了，當庭認罪悔罪。
這個辦案過程再次說明，任何犯罪都會留下蛛絲馬跡，我們絕不會容忍任何嫌疑人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而顛倒黑白。法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等待王某的將是法律的嚴懲。